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當年被移民來中國東北企圖對中國實施長期殖民統治的普通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多鶴即為其一，在死難多艱的逃亡中，她依靠機智和對生的本能的渴望逃過了死亡，被裝進麻袋論斤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二兒子張儉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哥哥據傳因為抗日而被日本人殺害，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係變得曖昧和怪異。
　　新中國成立後，日本女人多鶴的身份不僅在張家成為重大的情感和倫理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民間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問題。因為多鶴是張儉欲拒還休、欲罷不能的另一個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環身邊的情敵，也是張家三個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糾纏張家幾十年的頭疼事。同時，如何掩蓋多鶴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張家揮之不去的夢魘。張儉的解決之道是，讓多鶴成為朱小環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然後再通過不斷的搬遷來遮掩多鶴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關係。這個奇特的家庭組合在動蕩的政治環境和困窘的經濟生活中飄搖度日。幾十年下來，日本人多鶴默默而固執地以“整潔、較真”等品質影響著這個家庭，而朱小環等張家人則以 “隨遇而安”、“湊合活著”等生活理念改變著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著他們善良的本性使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本書從四十年代寫起，終於八十年代，嚴歌苓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和體貼，以對中國當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個跨國作家的寬闊視野，以及對人物命運深入、合理的推演，將一個身份曖昧難名、生命曲折跌宕的日本女人的在華故事形象生動地展現給了我們，顯現了人性與生活的複雜與魅力。